紮心：富豪給財富顧問打分，還不如私人教練
財富顧問正在失去客戶
如果把高凈值人群最常用的專業服務放在同一張滿意度“成績單”上，結果並不意外卻仍然刺眼。
在所有類別中，財富管理服務滿意度僅7.2分，處於排名底部。更關鍵的是，財富顧問滲透率並不高。僅約33%的百萬富翁使用財富顧問，而在使用者中，20% 計劃解雇、另有26%考慮更換。
顧問使用率與財富水平相關。凈資產低於500萬美元的人群中僅22%使用顧問；凈資產超過2,500萬美元的人群中提升至44%，但即便在更富裕群體中，滿意度仍不突出。
這種失分並非只發生在財富管理端，稅務相關服務的表現更弱。稅務顧問平均評分為7.1分，且42%的受訪者考慮更換稅務顧問。盡管有82%的受訪者使用註冊會計師或稅務專業人士，但整體評價仍偏低。
遺產規劃領域同樣呈現“使用不足+評價不高”。約一半受訪者不使用遺產律師。在凈資產超過2,500萬美元的人群中，69%使用遺產律師。即便如此，遺產律師評分仍不理想，甚至低於遊泳池維護服務（8.0 分），反映其客戶體驗與重要性並不匹配。
貴、慢、缺少主動性
當財富管理、稅務與遺產規劃等“硬服務”在滿意度上持續失分，問題就不再只是“分數難看”，而是客戶究竟在不滿什麽？
在調查中，百萬富翁對傳統金融與法律服務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兩點：收費模式帶來的價值感失衡，以及服務交付缺乏個性化與主動性。市場上最常聽到的評價是“反應慢、建議不夠個性化”，甚至被形容為“更像一次性交易”。
定價方面，受訪者在財務顧問上的支出中位數約為每年10,000美元，多數仍采用按管理資產規模計費（AUM）。
越來越多客戶認為該模式“先天不對稱”。資產上漲會自動推高費用，但服務強度與策略貢獻未必同步增強，於是更容易產生“貴但不值”。因此，市場開始出現“一次性規劃費+訂閱費”等更透明的收費結構，以降低沖突、強化價格錨點。
交付方面，抱怨集中在“慢、缺少主動叠代”。不少客戶認為財富管理、遺產律師與會計稅務服務缺少圍繞長期目標的持續復盤與提醒機制。稅務服務尤其常被批評只做合規、不做前瞻規劃。
譬如，顧問往往只在市場波動或續費節點出現，平時缺少定期復盤。稅務服務則被形容為“年度報稅外包”，缺少提前提醒與情景推演。當家族變量更復雜時，“一刀切方案”更難覆蓋企業現金流、家族分歧與下一代需求，只能通過投資、稅務、治理的協同來補足。
從結構性因素看，《家辦新智點》指出認為，私人銀行體系的銷售激勵會影響服務行為。合規要求更嚴格也拉長了開戶和各類流程，效率下降，體驗隨之變差。
同時，超高凈值客戶越來越“機構化”，傳統機構更多被當作執行通道，而不是長期顧問。再加上跨司法轄區的資產與法律結構需要協調多地律師和稅務顧問，服務天然會被拆成一個個項目推進。如果缺少統一的長期目標管理、固定復盤節奏和提醒機制，客戶就很容易覺得“做完一單就結束”。
此外，會計人才緊張影響響應效率。圍繞費用披露與利益沖突的監管執法，也進一步擡高了客戶對“費用—價值匹配”的敏感度。
真正願意為“誰”打高分
與“硬服務”低分相對，百萬富翁對那些直接改善健康與家庭生活的專業服務滿意度更高。排名靠前的多集中在個人健康、家庭福祉與教育領域，這類服務更定制、更目標導向，且效果可感知，因此更容易獲得認可。
從評分看，私人教練9.3分高居榜首，凸顯富裕人群將健康與個人狀態管理置於優先位置。
家庭與教育相關服務同樣獲得高分。私立學校8.3分、日托8.2分。即便這些服務年均支出不菲（私立學校約30,000美元/年，保姆約53,558美元/年，日托約20,000美元/年），受訪者仍普遍認為“物有所值”，滿意度穩定在8分以上。
心理健康服務的地位也在上升，且在年輕一代中尤為突出。受訪者對治療/咨詢的平均評分達到8.3分，治療費用中位數約5,000美元/年。
年齡差異明顯。40歲以下的百萬富翁中有43%使用治療師，而50歲以上僅13%。在使用者看來，治療的主要價值來自護理質量與實際效果，以及治療師的友善與長期建立的個人連接。
一位相關研究人士的解釋是：相較於“資產負債表變好”帶來的情緒價值，富裕高凈值人群更在意健康與家庭生活改善帶來的真實滿足感，因此圍繞個人幸福與子女成長的服務往往得分最高。
這種偏好變化，也在家辦與財富管理機構的服務升級中得到呼應。家辦新智點觀察到，部分機構開始與私人醫療服務商合作，將健康管理、醫療資源協調等能力嵌入客戶體驗；與此同時，超高凈值家庭對旅行規劃、健康與長壽教練、生活方式管理等需求上升，相關能力投入也在加大。
在落地層面，家辦通常會把“軟服務”做成更系統的項目化方案。譬如，將私人教練、營養師、心理咨詢與體檢管理打包為年度健康項目，建立健康 KPI（體脂、睡眠、壓力、慢病指標）與家庭參與機制。
在家族運營端，則把私校選擇、課外教育、保姆/看護與青少年心理支持整合進同一條服務鏈，降低家族運營摩擦與親子沖突成本。
更進一步的做法，是設立Chief Learning Officer（家族教育官）等角色，負責繼承人課程、家庭會議機制、沖突調解與價值觀對齊，以“能力建設”提升家族系統的長期韌性。
教育與健康：家族最確定的長期投資
在越來越多超高凈值家族中，家辦不再只是財富管理工具，而更像一套圍繞“人”的長期基礎設施——將教育、健康、心理韌性與家庭福祉納入制度化配置，以提升家族系統的長期穩定性與代際延續能力。
以沃爾頓家族為例，其通過Walton Family Foundation以及Christy Walton主導的iAlumbra等體系，將教育、環境與家庭福祉納入長期議程；2019年推動“整體健康”相關機構成立；2025年推進醫學院項目落地，強調全人、預防、營養、心理健康與生活方式醫學等方向。
其底層邏輯並非短期收益最大化，而是把成員長期生活質量與價值觀延續視為關鍵變量。
洛克菲勒家族更早提供了參照。其家辦發展出類似“家族學校”體系，把家族教育、治理結構、繼任培養與成員共識建設納入核心職能，強調“人本資本”先於資本運作。
類似思路也延伸到心理層面。達利歐長期公開談及冥想對心理穩定與判斷力的影響，並將心理韌性視為高質量決策的底層能力，折射出心理健康在超高凈值家族中越來越被視為影響長期資產安全的系統變量。
教育同樣是最容易被長期配置的“軟服務主線”。
貝索斯通過Bezos Academy持續投入學前教育，更接近把早期教育當作高回報的人力資本投資。比爾·蓋茨家族雖以全球公共慈善著稱，但其方法論同樣長期強調健康系統、疾病防治與教育質量的重要性。
此外，健康也被提升為“長期戰略資產”。
譬如，傑夫·貝索斯投入巨額資金支持Altos Labs，一家專註於細胞重編程和逆轉疾病的生物技術公司。
谷歌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通過其基金會投入了數億美元用於資助帕金森病的研究。布林的家族有帕金森病的遺傳風險，這使得他對該領域的投資具有強烈的個人驅動力。
邁克爾·戴爾的基金會在健康領域的投資往往側重於創新，如優化醫療保健交付模式，確保資源能夠有效觸及服務不足的人群。
王永慶家族通過長庚醫院體系，將醫療健康視為與工業資產並行的長期配置。李嘉誠家族長期投入教育、醫療與科研，其基金會運作本身構成一個圍繞“人”的支持系統。這些投入不追求即時回報，卻顯著增強了家族與社會的長期穩定性。
對超高凈值人群而言，“長壽”與“健康”是最不可替代的底層資產，他們願意為高度定制、目標驅動、直接改善生活品質的軟服務支付溢價。
這份調研最終指向同一個趨勢，高凈值客戶對“服務價值”的評判標準，正在從資產端的短期結果，轉向生活端的長期體驗；從“把方案交付出來”，轉向“把系統運行起來”。
對家辦而言，軟服務不再是“附加項”，而是家族風險管理的“基礎設施”：把健康做成年度項目，把教育做成體系化課程，把家庭運營做成清晰可執行的流程，才能讓外部專業人士從一次性項目轉為長期合作，並把家族的長期穩定能力沈澱為可復制的工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