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薛京律師團隊接待了一個家族企業創始人的咨詢，發現這位創始人公司的股權在他跌宕起伏的婚姻生活影嚮下，風險重重而不自知。55歲的高總是一家制造業公司的“創一代”，目前經營著三家盈利穩定的公司。這三家公司高總持股50%，另50%則由高總的女兒小高代持。高總在數年前和小高母親離婚，約定所有公司股權都歸屬高總（包括小高代持的）。離婚後小高與高總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僵持，高總懷疑前妻對小高施加了不好的影嚮。

今年，高總準備與未婚妻周女士登記結婚。周女士同時也是高總事業上的合作夥伴，很有經營頭腦，二人準備在事業上更進一步。周女士提出，婚後不希望公司再有任何“前妻元素”，要求三家公司的控制權完全收攏到新家庭。無論是出於和女兒關系的惡化和失望，還是未來公司治理的簡單方便，高總都考慮讓女兒將三家公司代持的股權轉回給自己，未來再逐步將周女士引入成為公司股東。但是，高總聽說股權轉讓目前要“先完稅後過戶”，高總想咨詢這種代持還原是否補簽一個代持協議就可以免稅，如果不能免稅是否要面臨高額稅負，未來女兒退出公司、過幾年新太太進入公司有什麼風險？

高總的問題很多，我們從代持股權還原、幾家公司變更成一人公司、進而變成夫妻檔公司幾個角度一一分析，法律盲區或風險還真不少。

首先，高總要收回股權，是基於他和小高當年就三家公司各50%股權的歸屬有共識——不是給女兒的，而是小高代持股權。所以，高總收回股權屬於代持股權歸還本人。代持還原並不是一個法律術語或制度，我們國家對於股權代持關系只是承認和保護實際出資人的投資權益，但是並沒有規定隱名股東登記為顯名股東的稅務優惠——也就是說所謂代持還原從外觀上看就是二人間的股權轉讓，股權轉讓是要申報並就轉讓收入納稅的。實務中，即便有法院確認代持關系的判決或調解書，稅務部門也可能就代持還原的股權過戶行為徵稅，遑論只是有一個當事人的代持協議。

高總聽聞此言非常高興，當即準備委托筆者團隊起草股權轉讓協議等文件，筆者提醒高總：“代持股權還原後，您將成為這三家公司的一人股東，您知道這個變化意味著什麼嗎？”高總疑惑地說：“那不就是這三家公司都是我一個人說了算嗎？”筆者告訴高總，一人公司最大的風險在於股東出資“有限責任”保護層可能被擊穿。

《公司法》第二十三條第三款明確規定，只有一個股東的公司，股東不能證明公司財產獨立於股東自己的財產的，應當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好比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一人公司唯一股東的頭頂，當公司無法以法人財產償還債務時，唯一的股東如果不能證明個人財產獨立於公司財產，將不再以出資為限對公司債務負責，而是面臨更大的風險——以個人全部財產（包括但不限於房產、存款等）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風險。而且，《公司法》對一人公司更嚴格的是，對於“濫用公司獨立人格”需要唯一股東“自證清白”。通常債權人追究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須證明股東濫用了公司獨立人格、混同個人和公司財產，由於信息不對稱證明這個很難；但涉及一人公司，舉證責任倒置——股東自己須證明公司財產與個人財產嚴格分離，否則法律直接推定股東公私不分，判決唯一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意識到一人公司的巨大風險後，高總一拍腦袋提出了第二個方案：“那我和女兒分別持股99%和1%，這樣總歸是兩人公司了吧？”高總的提議想必是許多讀者此時共同的想法，然而司法實踐表明，這種股權結構依然有可能被認定為“實質一人公司”。

何為“實質一人公司”？ 即公司在形式上雖有多個股東，但股權高度集中，小股東純屬“提線木偶”，公司完全由一名股東控制，喪失了有限責任公司的多元制衡本質。法院在判斷時，會著重審查以下幾點：1.股權比例是否嚴重失衡（如99%:1%）；2.小股東是否實際參與公司經營管理；3.公司財產是否獨立於大股東的個人財產；4.是否存在代持等使小股東“虛化”的情形。倘若被認定股權主體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和實質的單一性，則有限責任公司的架構可能被穿透認定為“實質一人公司”，依然要承擔一人公司的嚴格責任。像本案高總和小高這樣有直系親屬關系的股東組合，女兒保留小比例而不實際參與公司決策和分紅，具有債務糾紛追究股東連帶責任時被穿透審查的顯著特徵。

高總聽罷有點悵然，說道：“這麼多風險我咋不知道。那未來我和周女士結婚她肯定還要成為公司股東，我們各持一部分股權是否安全？這樣是不是避免了一人公司的問題，她也安心。”這種夫妻檔替代父子兵的股東結構，一個是解決了新舊家庭成員的股東更替，一個是可以穩固高總和新任太太的信任關系。但是，這樣的結構還是不能完全避免被認定為“實質一人公司”的風險。司法審判實務中，有大量“股東是夫妻二人，被認定為屬於實質上的一人公司”的裁判案例。以下分享部分案例與裁判理由：

历經咨詢層層剖析，高總終於明白他未來股權變動可謂牽一發動全身，他至少要委托律師做好以下幾件事：

正如前文所說，當初高總直接把公司50%出資登記在女兒名下，是因為聽了很多“遺產稅”狼來了的所謂規劃，導致現在公司治理的不便。本次代持還原雖然沒有他最擔心的稅務成本，但是如何和女兒達成協議、順利過戶，也是他要解決的家事問題。我們建議不要生硬的直接命令女兒，因為無論女兒還是前妻都會擔心股權轉讓後，女兒的利益會在家族中徹底被邊緣化。高總可以通過保留女兒1%出資比例保證女兒作為股東的知情權，或者用現金贈與、信托受益人安排來換取女兒的理解，配合退出公司。

三家公司在變更為一人公司後，高總需要特別註意公司財務、決策的規範經營與治理。如公司須擁有獨立的銀行賬戶，避免公賬私轉。公司應建立並保留完整、規範的財務賬冊、會計憑證，並定期進行審計。股東與公司之間的資金往來（如借款、分紅）須簽訂正式協議，並嚴格履行，避免隨意挪用......所有重大決策，尤其是關聯交易，必須嚴格遵循公司章程規定的程序。股東應避免對公司日常經營進行過度、隨意的個人幹預。

高總對於未來和未婚妻共同二次創業充滿信心，周女士也有未來生育子女的計劃。鑒於高總正當壯年，未來可能有多個子女，新任配偶與前婚子女、後婚子女利益如何平衡，是否所有的子女都進入核心企業接班，還是不同子女傳承安排各有不同。如果未來和周女士也離婚了，如何預留婚姻解體和合夥關系解散的“退出”安排。都是高總要冷靜下來考慮的——企業發展得越好，越要以動態的視角，包括公司法、民法典、稅法的交叉法律視角，去審視任何公司股東的重大變動。筆者認為，其實高總最合適的架構是股權信托，無論是哪一任太太和子女，都可以作為信托受益人個性化享有公司收益，而公司治理通過家族、信托、公司三端互洽安排完成。可惜，目前我國的股權信托還沒有非交易過戶的制度支持。

高總的案例，是中國無數民營企業股權遭遇家事困境的一個縮影。高總和千千萬萬個創始人一樣，擅長創造財富但不擅長“家企結合”統籌考慮和規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