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量變化：宏觀環境下的小幅回調

受疫情後續影響、國際地緣政治演變及中國房地產市場調整等多重因素疊加，中國高凈值家庭數量出現小幅下滑。

數據顯示，凈資產千萬人民幣以上的高凈值家庭共計206.6萬戶，同比減少0.8%，這也是2019年、2023年後16年來的第三次數量下降。

值得註意的是，這一變化並非孤立現象，而是亞太地區私人財富復蘇緩慢的縮影，與北美地區的快速復蘇形成鮮明對比，凸顯了中國市場在全球財富格局中的特殊性。

群體構成：職業屬性決定財富基因

高凈值家庭的構成呈現出鮮明的職業集中特征：54%為企業主、34%為金領、7%為職業股民、5%為不動產投資者。

這一結構背後，是不同職業群體的財富創造模式差異：企業主依賴組織資本運作與風險承擔能力，在財富積累中占據主導地位；

金領憑借專業化人力資本，通過高端職場路徑實現財富晉升；

職業股民與不動產投資者則分別依托金融資本運作和資產配置能力，躋身高凈值圈層。

這種構成比例，既反映了中國經濟轉型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協同發展，也暗示了不動產行業受市場調整影響後的占比收縮。

高凈值家庭的娛樂、旅行、運動與收藏選擇，不再是單純的休閑需求滿足，而是兼具身份認同、情感寄托與資產配置功能的綜合性行為，呈現出鮮明的高端化、體驗化與價值化特征。

娛樂方式：體驗優先，多元融合

高凈值家庭的娛樂選擇以“沈浸式體驗”為核心，旅遊以14%的占比位居首位，成為最受歡迎的娛樂方式，緊隨其後的是美食（11%）、溫泉（8%）、SPA（7%）、品酒（7%）等。

其中，露營（6%）、主題展覽（4%）等新興娛樂方式的興起，既反映了消費潮流的多元化，也體現了群體對個性化、小眾化體驗的追求；

而家庭活動（5%）、品茶（5%）等傳統休閑方式的保留，則凸顯了東方生活美學與家庭觀念的延續。

旅行目的地：國內休閑與國際高端的雙重偏好

在旅行選擇上，高凈值家庭呈現出“國內休閑度假+國際高端體驗”的雙軌模式。

國內目的地中，三亞以63%的占比遙遙領先，雲南（42%）、香港（41%）、西藏（36%）緊隨其後。

這些目的地或具備優質的休閑配套資源，或擁有獨特的自然與文化景觀，滿足了不同場景的度假需求——三亞、雲南主打舒適休閑，西藏、新疆側重探險體驗，香港、澳門則兼具購物與休閑功能。

國際目的地方面，馬爾代夫（45%）、法國（40%）、新加坡（37%）成為熱門選擇，迪拜（34%）、瑞士（32%）、日本（31%）等也備受青睞。

這些目的地的共同特征的是：擁有高端酒店配套、成熟的旅遊服務體系，或具備獨特的文化、自然資源。馬爾代夫、澳洲、新西蘭主打海島與生態度假，法國、意大利、英國側重文化藝術體驗，瑞士、日本則以高端滑雪與精致服務著稱，反映了高凈值人群對旅行品質與個性化的極致追求。

運動方式：健康需求與社交屬性的雙重驅動

高凈值家庭的運動選擇兼顧健康管理與社交功能，呈現出“大眾運動與高端運動並存”的特征。

跑步以12%的占比成為最受歡迎的運動，瑜伽（10%）、登山（9%）、水上運動（9%）、高爾夫（9%）緊隨其後。跑步、瑜伽等大眾運動門檻低、易堅持，滿足了日常健康管理需求；

而高爾夫、騎馬（8%）、滑雪（8%）等高端運動，則不僅是健康追求，更具備強烈的社交屬性——成為高凈值人群拓展人脈、維系圈層的重要載體。

此外，羽毛球（8%）、騎行（7%）、健身房鍛煉（7%）等運動的普及，也反映了群體對運動多元化、場景化的需求。

收藏品類：文化價值與資產配置的雙重考量

收藏是高凈值家庭最具代表性的行為之一，既承載文化情懷，也兼具資產保值增值功能。珠寶翡翠（52%）、中國書畫（49%）、名表（46%）、名酒（42%）占據收藏品類前四位，凸顯了“稀缺性+文化性+保值性”的收藏邏輯。

珠寶翡翠、名表作為傳統高端收藏品，兼具審美價值與資產屬性，是身份認同的重要象征；中國書畫（49%）、古典家具（27%）、名茶（27%）等品類的高占比，則反映了文化自信背景下，東方傳統文化的回歸與價值重塑。

值得註意的是，西畫雕塑（20%）、名車（16%）等西方風格收藏品的存在，體現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審美融合；

而數字藏畫僅以7%的占比位居末位，且有8%的家庭選擇不收藏，說明高凈值人群對新興收藏品類的接受度仍較為謹慎，更傾向於傳統、穩健的收藏標的。

這種收藏偏好，本質上是群體風險偏好與價值觀念的體現——在不確定的經濟環境中，傳統收藏品的穩定性與稀缺性更能滿足其資產配置與情感寄托的雙重需求。

高凈值人群的資金來源呈現出顯著的職業分化特征，核心源於不同職業群體的財富創造模式差異，整體以經營收入、工資收入和投資收益為三大支柱。

從整體結構來看，經營收入以37%的占比位居首位，工資收入占比28%，投資收益占比22%，三者合計占據高凈值人群資金來源的87%，構成了財富積累的核心基礎。

而從職業細分來看，差異尤為明顯：企業主最依賴經營收入（56%），這與他們主導企業運營、承擔市場風險的職業屬性高度契合；

金領群體的工資收入占比高達55%，凸顯了專業化人力資本在高端職場中的核心價值；

職業投資者則將投資收益作為主要資金來源（61%），體現了其在金融市場中的資本運作與風險管理能力。

這種資金來源的分化，本質上是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必然結果：實體經濟仍是財富創造的核心引擎，支撐著企業主群體的財富積累；

高端服務業的崛起則為金領群體提供了廣闊的財富晉升通道；而金融市場的逐步成熟，也讓職業投資者群體得以依托資本運作實現財富增值。

同時，這一結構也解釋了高凈值家庭數量微降的原因——企業經營受宏觀經濟影響較大，不動產投資者受市場調整沖擊，而金領群體的財富積累相對穩健，形成了“波動與穩定並存”的財富格局。

凈資產1000萬以上高凈值家庭的群體特征與行為選擇，是中國經濟轉型、消費升級與文化回歸的集中體現。

數量上的小幅回調，反映了宏觀環境對財富積累的影響；群體構成與資金來源的職業分化，凸顯了財富創造模式的多元化；而生活消費中的高端化、體驗化與價值化傾向，則預示著中國高端消費市場的未來趨勢。

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復蘇、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完善以及文化自信的不斷提升，高凈值家庭的數量有望逐步企穩回升，其財富創造模式將更加多元，消費選擇也將更加註重品質與內涵。

對於市場而言，把握這一群體的特征與趨勢，既有助於精準對接高端消費需求，也能為財富管理、文旅產業、文化收藏等領域的發展提供重要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