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是退潮,而是重構
很多人覺得家辦一旦建立就會長期延續,但現實比這複雜得多。
2025年,一家已經傳承到第四代的美國家族,悄然關閉了自己運營15年的家族辦公室。這個家族並不缺錢,公開信息顯示,其可管理資產仍有約6億美元,但真正壓垮這套架構的,並不是資產本身,而是越來越沉重的組織負擔。
隨著運營成本持續上升、員工流動加劇、家族成員之間分歧增多,原本應該服務財富管理的家辦,逐漸演變成一套需要反複協調、持續投入、還不斷消耗家族內部精力的小型組織。到最後,這個家族得出了一個結論,如果繼續維持單一家辦結構,已經不再劃算。
不過,直接關停並不是更常見的做法。更普遍的調整,是保留家辦框架,拆掉最貴、最依賴核心人才的內部投資能力。
Robert Miller家族:解散內部團隊,轉交外部機構
2024年3月,免稅店巨頭DFS聯合創始人Robert Miller的家辦解散了內部投資團隊,將約20億美元投資組合轉交外部機構管理。其旗下的香港投資平台SAIL Advisors隨之收縮,CIO Harold Yoon及私募股權負責人Adrian Ng的相關監管牌照信息已被移除。家辦同時與包括Blackstone在內的外部機構接洽,討論承接既有投資。

Robert Miller
SAIL於2003年設立,曾是亞洲乃至全球最活躍的對沖基金投資者之一。2017年,SAIL已經退出外部客戶業務,專註服務Miller家族,理由是監管和運營成本不斷上升。這個案例的本質,是從“自己養團隊、自己做配置”轉向“保留控制權、把執行交給外部專業機構”。
Goldsmith家族:關閉地區單元,引入新CIO推動重組
2025年,英國已故企業家詹姆斯·戈爾德史密斯家族的Cavamont Holdings關閉了香港投資單元,並正在清理一個瑞士實體。與此同時,引入前施羅德高管、英國教會委員會前投資總監Tom Joy擔任CIO,推動整體重組。Joy此前在英國教會委員會任職14年,期間將基金規糢從51億美元做到了125億美元。
這些案例說明,很多家辦並不是在“退出”,而是在從“什麼都自己做”轉向“自己定方向、外部來執行”。真正被壓縮的,不是家辦本身,而是其中最貴、最脆弱、也最依賴核心個人的那部分能力。

總量仍在擴張
如果只看個別收縮案例,很容易得出“單一家辦正在退潮”的結論,但行業總量恰恰相反。
據德勤測算,全球單一家辦數量已從2019年的6130家增至2024年的約8030家,增長31%。預計2025年將達到9030家,2030年進一步升至10720家,較2019年累計增長75%。同期,家辦管理資產規糢預計將從當前約3.1萬億美元增至2030年的5.4萬億美元。擁有家辦的家族財富總量,則已從2019年的3.3萬億美元升至約5.5萬億美元,預計2030年將達到9.5萬億美元。
家辦新智點認為,家辦這種形態並沒有失去需求。真正失去吸引力的,是那種高成本、低彈性、重人員依賴的舊式運作方式。

越來越貴,越來越難管
成本紅線
財務壓力是撕開單一家辦邏輯裂痕的最直接因素。
J.P. Morgan 2026年全球家辦報告顯示,單一家辦的平均年度運營成本隨著資產規糢迅速上升:資產在2.5億美元以下的家辦,平均年成本約90萬美元;2.5億至5億約170萬美元;5億至10億約330萬美元;10億以上則達到660萬美元。
更值得關註的是,即使是單一家辦,外部服務成本也通常占到總成本的四分之一以上。法律、交易執行和網絡安全,是最常見的外包環節。這意味著,即使初衷是追求極致的“內包”與掌控,現實中的技術門檻與專業深度,也讓單一家辦越來越難維持一個全職能的閉環。
招人難、留人更難
根據RBC與Campden Wealth2025年報告,37%的受訪家辦表示,技術成本上升與薪資通脹正在推動更多外包;超過90%認為招聘困難,接近50%表示留才困難。為了增強薪酬競爭力,87%的家辦已提供某種形式的獎金安排,但招人難並未明顯緩解。
家辦面對的不是單一的“成本高”,而是越做越貴、越做越難招人、越做越依賴外部專業能力。
結構性脆弱
人才風險已經不是管理中的偶然,而是單一家辦糢式的結構性問題。這類組織往往高度依賴一兩位核心領導者,一旦發生代際更替或關鍵人物離職,就很容易引發系統性震蕩。越來越多家族意識到,與其在內部構建一個脆弱的“人才孤島”,不如接入能提供業務連續性與組織韌性的機構化平台。

從“資產驅動”到“治理驅動”
如果說成本侵蝕的是家辦的經濟合理性,那麼治理問題動搖的就是它的組織根基。
一項全球家辦調研顯示,影嚮家辦持續性的前五大風險中,市場波動以及監管、合規壓力仍排在前面,緊跟其後的是家族沖突或價值觀錯位、關鍵決策者缺乏繼任安排、以及對特定個人或外部服務方過度依賴。86%的家辦仍然沒有形成明確的繼任計劃。

另一項針對美國家辦的研究也給出了類似信號。56%的受訪家辦將“未來規劃”列為當前核心挑戰,最集中的痛點是家族教育、治理機制、員工留任和人才吸引。70%的家辦已存在十年以上,約三分之一預計將在未來五年內發生控制權交接。73%的“掌門人參與度較低”的家辦預計下一代會改變家辦的使命或定位,而在掌門人高度參與的家辦中,這一比例僅37%。
在家辦新智點看來,家辦面臨的終極拷問,已經不只是“投得好不好”,而是這套組織還能不能被越來越複雜、越來越分散的家族成員共同擁有、共同使用。

大部分家辦需要改變
很多家辦的問題,並不出在投資端,而是出在建立順序本身。現實里,不少家辦是在流動性事件後倉促搭起來的。團隊先有了,系統先買了,投資先做了,但始終沒有回答最根本的問題——這個辦公室十年、二十年以後究竟要實現什麼。
一個成熟的家辦,順序本該是反過來的:先明確法律與傳承安排,再建立治理與決策規則,再沉澱家族使命與長期目標,最後才是資產配置和投資執行。投資應該是結果,不該是起點。
當然,也有例外。少數家族已經摸索出如何將糢式制度化,比如戴爾家族的MSD Capital、克朗家族的Crown、普利茲克家族的Pritzker Organization。
它們的共同點不是“更激進”,而是更清晰的結構、更嚴格的紀律和更完整的制度化安排。少數高度成熟的家族平台,甚至已經具備了與大型機構投資者爭搶優質資產和長期機會的能力。
也正因為如此,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家辦,不一定是內部養了最多人的家辦,而更可能是內部團隊足夠精簡、治理足夠制度化、外部能力調用足夠成熟的家辦。
對一部分資產體量足以支撐複雜需求、但不足以長期支撐完整內部化平台的家族而言,保留核心決策層,把執行、報表、技術和部分投研外部化,未必是退讓,反而可能是一次更清醒的組織升級。單一家辦不會消失,但“什麼都自己養、什麼都自己做”的舊糢式,正在失去經濟性和正當性。

誰還值得繼續存在?
與此同時,技術變化也在推動家辦從“重資產組織”走向“輕平台組織”。
RBC/Campden2025年北美家辦報告顯示,雲端數據存儲已基本普及,預算/規劃/報告軟件的採用率為81%,自動化投資報告/財富聚合平台和自動化薪資與支付均為69%,定制化會計軟件為65%。
這意味著,過去許多依賴內部團隊手工完成的環節,正在被平台化、自動化工具以及外部服務更高效地承接。家辦要保留的,未必是一整套臃腫的執行機器,而更可能是判斷力、控制權和核心決策能力。
此外,超高淨值(UHNW)家族正經历從單一向聯合(MFO)的糢式修正。這種轉變並非野心的縮減,而是標準的提高。
5億美元+:規糢效應足以支撐內部化管理。他們擁有經營性業務,追求絕對的自由裁量權與控制權,SFO仍是其首選。
3000萬至5億美元:雖然有錢設立SFO,卻未必有能力長期維持一個始終高效、始終穩定、始終具備頂級人才吸引力的SFO。數據顯示,約78.9%的精英顧問正協助此類家族關停SFO並轉向MFO。

結語
家辦新智點認為,未來真正被淘汰的,不會是家辦這種形態本身,而是那些成本高企、個人色彩過重、治理基礎薄弱、又缺乏規糢效應的舊式單一家辦。
家辦行業正在進入一個重置階段。新的起點,不應再是先做產品、先做投資,而應先回到目標、治理和代際安排本身。誰能在控制權、運營效率與外部專業能力之間建立新的平衡,誰才更有可能在下一輪競爭中留下來。